在虚拟货币相关的刑事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经营主体多设立于海外，而经营行为多发生于线上，相较于书证、物证等传统证据，跨境电子证据成为该类案件的主要证据组成。通过撰写本文，飒姐团队希望向各位读者介绍关于电子证据的基础规定以及跨境收集电子证据的实务情况。
在中国法中，电子证据又被称作“电子数据”，是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八大法定证据种类之一。
“电子证据”与“电子数据”的说法没有本质区别，只是概念的出发点不一样。电子证据侧重于从该类证据的载体进行定义，即“由电子信息技术应用而出现的各种能够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材料及其派生物”。电子数据侧重于从该类证据的本质属性进行定义，即“案件发生过程中形成的，以数字化形式存储、处理、传输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数据。”
美国立法者提出 \"虚拟货币税收公平法案 \"以促进加密货币的支付使用:金色财经报道，美国众议员Suzan DelBene和David Schweikert周四提出 \"2022年虚拟货币税收公平法案\"。该法案由两党国会议员Darren Soto和Tom Emmer共同发起。该法案 “将创建一个可行的结构，对使用虚拟货币进行的购买行为征税\"，立法者解释说，它还将扩大使用加密货币进行支付，并进一步加强 \"虚拟货币在我们数字经济中的合法性\"。
目前的立法规定，任何加密货币收益必须作为应税收入报告，无论交易的规模或目的如何，立法者强调，”这包括小到买一杯咖啡的购买行为\"。《虚拟货币税收公平法案》将豁免用虚拟货币进行的收益在200美元或以下的个人交易。（news.bitcoin）[2022/2/6 9:33:48]
需要注意的是，以数字化形式记载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等证据，不属于电子证据。确有必要的，对相关证据的收集、提取、移送、审查，可以参照适用电子证据的有关规定。
动态 | 媒体：鼓励区块链技术不等于鼓励虚拟货币无序发展:新京报今日发文《区块链的退与进：越过寒冬春天来了？》。文中提到，随着区块链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一方面中国通过自身在区块链方面的研发和实践探索，将会在区块链的未来发展上起到重要作用，加速全球区块链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虽然区块链的应用模式与传统互联网有很大的不同，但区块链应用的规模效应也很明显，随着互联网科技行业的大公司纷纷进入区块链领域，其在技术储备、资本实力、规模体量上拥有较大的优势，可能会延续自己在互联网时代的地位。文章还表示，监管鼓励区块链技术与产业创新不等于鼓励虚拟货币无序发展。对于那些利用区块链技术去非法发行虚拟货币的机构和个人，央行等有关部门将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2020/1/29]
在种类上，电子证据的种类包括但不限于下列信息、电子文件：（1）网页、博客、微博客、朋友圈、贴吧、网盘等网络平台发布的信息；（2）手机短信、电子邮件、即时通信、通讯群组等网络应用服务的通信信息；（3）用户注册信息、身份认证信息、电子交易记录、通信记录、登录日志等信息；（4）文档、图片、音视频、数字证书、计算机程序等电子文件。
声音 | 中国人民大学高级研究员：投资虚拟货币并非理财行为:据每日经济新闻消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董希淼表示，虚拟货币市场目前有严重的泡沫，更遑论借虚拟货币、区块链名义进行的非法集资和，这与理财行为存在本质上的差别。从正规金融机构的角度看，应该不断丰富产品服务，满足老百姓不同的理财需求，包括一些高收益产品都还有很大的创新空间，但这不能与利用虚拟货币、区块链融资和混为一谈。[2018/9/12]
1、固定境外公开数据
第一种是浏览服务器连接的境外公开网页，通过截图、录像、拍照等方式固定网页数据作为电子证据，这是“境外服务器”案件中最常被采用的一类取证方式，常与其他跨境电子证据取证措施同时适用。
江苏宜兴法院判决境外投资虚拟货币纠纷：自担损失:据中国江苏网消息，近日，江苏省宜兴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虚拟货币投资纠纷，投资人通过境外网站投资虚拟货币，法院认为其投资行为不受我国法律保护，一审判决其自担投资损失。[2018/4/28]
取证过程通常由机关网安部门工作人员在线提取而后出具网络在线提取笔录作为法庭证据。如“国某、罗某提供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罪”一案中，西宁市局网安民警通过在浏览器中输入国某等人宣传的境内网址转入购买网络攻击软件神盾DDOS的境外网址“youka．la”，最终查询到网站服务地址注册人为国某，从而证明了国某的犯罪行为。参见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8）青0104刑初41号2、登入涉案服务器并提取数据
第二种是通过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的方式进行远程勘验提取境外服务器数据。机关在前期侦查中获取嫌疑人管理涉案平台的账户和密码，而后由机关网安部门工作人员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平台，获取境外服务器数据。
这种跨境电子证据取证方式常常适用于为他人提供互联网犯罪平台的“帮助犯”案件取证中，通过输入账户名、密码进入平台能够准确获取平台注册会员数量、平台被使用次数等影响定罪、量刑的重要证据。
如“方某某等罪、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一案中，如东县局对境外VOS平台数据进行远程勘验，发现分子通过方某某提供的198平台拨打电话的次数。参见江苏省如东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苏0623刑初368号。
3、利用技术侦查手段获取数据
第三种是技术侦查，由专业人员采用技术手段获取境外服务器内存储的电子证据，而后形成电子证据检验报告或电子证据司法鉴定报告作为案件定罪量刑的证据。从裁判文书来看，这里的“专业人员”一般是机关网安或技侦人员，如“滕某辉、滕某萍组织、领导活动案”中常德市局网安部门从滕某辉、滕某萍租用的境外服务器中提取到滕某萍在网站注册的三个会员号，以及各会员号发展的下线人员共14729人次，并出具“常德市局常公网检［2015］第409号电子证据检验分析报告”作为法庭证据。参见湖南省津市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湘0781刑初70号。
也可能是专业电子证据鉴定机关的技术人员，如“李俊、余某、左某等非法经营案”中，上海弘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的境外服务器185．9716161中涉及MetaTrader4软件的数据进行固定，提取到1110条用户信息，153384条交易记录，并出具“上海弘连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计算机司法鉴定所（2016）物检字第36号司法鉴定”作为法庭关键证据。参见河北省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7）冀08刑初11号。
飒姐团队认为，对于辩护人来说，知晓证据的获取方式与思路是有效质证前提。在分析电子证据的内容之前，其形成时间、形成渠道、形成方法等情况均是我们做出合理怀疑的重要途径。因此，了解侦查机关调取境外电子数据的方法与渠道亦是必要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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