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资中筠/文
中国在超过一个半世纪艰苦探索的现代化道路上，曾经出现过一大批实业家，对民族振兴、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功不可没，却不大进入当代人的视野。
中国人是以善于经商著称的，自古以来不乏出色的名商巨贾，先秦时期就有子贡、范蠡、吕不韦……我少年时曾经过一家老式店铺，门口有一副对联，因为感到有趣，居然过目不忘，至今记得：
越国大夫曾货殖，孔门弟子亦生涯。
上联指范蠡，下联就是子贡了。看来那商家还是慑于重士轻商的风气，所以要拉两位古人来撑腰。
司马迁著《史记》就专辟有《货殖列传》，这当然是太史公眼光独到之处，同时也说明，汉武帝时商业已经相当发达，而轻商尚未成风。后来又有徽商、浙商、晋商等等。有人说中国人与犹太人有相似之处，聪明勤奋，能在逆境中翻身，有一点机会就能发家。历史著作经常提到宋、明时代的市井繁荣盛况。那么为什么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敲开或轰开中国大门之前，中国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呢？
是什么压抑了市场？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看是什么压抑了市场的发展？
第一是官府。历来商家受官府的压制，两千年不变。这是制度层面。过去总说中国主要矛盾是农民和地主的矛盾，实际上在皇朝时代，社会最主要矛盾是官与民的矛盾，所以有“官逼民反”之说。此说不是我最先提出，但我颇为认同。这“民”，就包括商。凡是发达到一定程度的商家，免不了成为官家勒索的“肥肉”，于是就设法依附或勾结官府，以取得庇护或特权，或亦官亦商，成为“红顶商人”。如果发展到“富可敌国”，必定遭忌，无论何者，最后下场都不妙，如沈万三、胡雪岩，等等。
第二、科举入仕。既是制度，又是文化层面。科举制度把精英都收入仕途，从而形成一种文化观念，即便富甲一方，仍然社会地位不高，缺一个“功名”。所以富商家族一定至少让一个子弟考科举、博功名，才能改换门庭，光宗耀祖。
第三、消费市场有限。高消费人群主要在宫廷和少数贵族之家。所以能工巧匠集中于手工业，精益求精，达到世界顶峰，但是没有庞大的中产阶层，大众购买力不高，缺少提高效率大规模生产的动力，因而也难有激发出工业革命的创新机制。
在这种情况下，自难发展出自由竞争的市场，制度不变的情况下，没有外来强有力的冲击的确很难走出这一怪圈。外来冲击的作用姑且从鸦片战争算起。其最大的作用是削弱官府，直到清皇朝崩溃。客观上减轻了对民间工商业的压制，民族资本在夹缝中开始壮大；文化上西学东渐，逐步改变观念。工商业有了社会地位；被迫开放以后，必须做生意，于是有了竞争。当时中国面对的是19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所以引进的是现代科技和先进的经营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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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真正走出中世纪，开始走向全面现代化是在20世纪上半叶，从晚清到民国这一时期。教育、实业、新闻、出版、文化、社会风气，乃至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是全面现代化。所谓的“黄金十年”之说并不确切，这个过程远不是从1927年开始，而是更早，至少从清末已经开始，第一次欧战发生之后，列强暂时顾不上东方，也给了中国发展的空隙。
别的方面姑且不论，但就经济方面而言，二三十年中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成就了20世纪上半叶的现代中国。以下略举一些代表人物和产业，以见一斑，本文不能详述，难免挂一漏万，只是提供一个概念。
去掉“洋”字，功不可没
1927年以前的代表人物是张謇，他刚好是在1926年去世的。这是一位近代史上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人物，是从废科举前的状元，到现代实业家，从传统士大夫转变为新型知识分子的重要典型，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他立志于改良社会、振兴中华，关注面和事业极为广泛。其初衷是要办教育，为教育需要资金，才开始致力于实业，也就是从教育救国而实业救国，以其胸怀、魄力和才能，事业越办越大。最独特之处是企业办社会，一手建成了繁荣发达的南通市。在他以后还有一个企业建设社会同样的事例，就是卢作孚之于四川北碚。
张謇之后有：工业：荣德生及荣氏家族，穆藕初，聂云台范旭东，刘鸿生，吴蕴初，宋棐卿。陈一甫、陈范有父子；银行：张公权、陈光甫、李馥蓀、钱新之；文化出版：夏瑞芳、张元济。史量才，邓季惺；商业：郭氏兄弟；交通：卢作孚；另外还有被杀害的烈士：项松茂；杜重远。
这一批实业家最大的贡献是工业国产化。当时多少日用品的名称都冠以“洋”字：“洋布”、“洋面”、“洋火”、“洋蜡”、“洋灰”，连肥皂也称“洋皂”。名称没有“洋”字而主要靠进口的有“味之素”、毛线和毛纺织品、精盐，等等，更不用说西药了。而在短短十几、二十年中，这些与民生息息相关的日用品基本上实现国产化，去掉“洋”字，这是多大的功业！以荣氏为例，把民生最重要的衣和食都覆盖了，而且1915年首次实现了面粉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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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毛线为例，根据本人的记忆，我上小学时母亲织毛衣用的是充斥市场的英国蜜蜂牌毛线，而到中学时已经用东亚毛纺厂出产的“抵羊牌”毛线了，而且质量并不亚于进口毛线。说明它已经得起与洋货竞争，占领一部分市场。
新型中产阶层的出现及其作为
中产阶层不仅是在经济实力上，更重要是文化意义上，主要由实业家和知识精英组成。他们承载了中西交汇的文化，大多数既继承了传统“士”的特点，又是“海归”，一起撑起了当时代表现代化的社会价值观。以这批企业家而言，除了为实业国产化做出贡献外，有几个特点：
第一是独立于官府。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间工商业在地位上、意识上独立于官府。在军阀混战中，他们不依附某一军阀。他们共同的诉求是发展、和平、推动社会前进，终极目标都是为了救国。救国是自救，过去都是政府以国家的名义提出要求，现在是自己确定什么是国家利益，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从这里出发，在时局动荡中有合乎逻辑的、大体一致的表现：
例如，1913年宋教仁案引起“二次革命”时，工商界多数反对武力解决，实际上站在了袁世凯一边；而对袁称帝、张勋复辟，他们持鲜明的反对态度；1926年北伐时，他们又支持北伐，以财力支持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这都是基于要求和平统一的一贯目标。
其次是石破天惊的银行集体抗命。1916年，段祺瑞任国务总理。当时国库空虚，他以国务院名义电令中国、交通两大银行停止兑现，并要求各地官府派出军警监督执行。时任中国银行副总裁的张公权认为如执行这一命令，将使银行信誉尽失，后果严重，难以恢复。于是与其他银行界同仁商议，决定抗命不从。参加者有：张公权、宋汉章、叶揆初、蒋抑卮、陈光甫、李馥蓀等，他们采取适当步骤，发布公告，继续照常兑现。由于各银行的联合一致，相互支持，渡过了因民众听到风声而发生挤兑的最初的险关，最后成功保住了银行的信誉，同时也保护了客户的利益。这一不寻常的举动坚守了现代银行信誉至上的原则，也表现出独立于政府强权的骨气和勇气。后来，1927年陈光甫在武汉还有一次抗拒武汉政府停兑令，坚持照常兑现，那一次上海银行损失不小，但是维护了信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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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是联合维权的觉悟和行动。从以上联合抗命的举动来看，工商界已经有了联合维权的觉悟。1912年第一次全国工商盛会，由上海总商会发起，各地商会、华侨商会代表济济一堂。张謇、聂云台等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荣德生提出三个提案：振兴纺织业、派海外实习生、制造机器母厂，都获通过。最后一点“制造机器母厂”是极具远见的，因为当时虽然最终产品实现国产，而机器还得进口。不过这一提议要很久以后才实现。
1914年北洋政府出台“产销并征”的税收政策，遭到工商联的集体抗议，并得《申报》等媒体支持。这也是联合维权的一次重大成果。
当时的银行家对于银行的主要功能是支持实业，都有清晰的认识，所以银行家与实业家关系比较密切，有同舟共济的观念。
第四是公益慈善事业的倡导者和骨干力量。上述大部分企业家都热心公益，除了积极扶贫济困外，已经有“授人以渔”的现代公益思想。他们最热心的是教育事业，并有明确的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的目标。例如张謇创办的盲哑学校，明确说明不是为了怜悯，而是为培养能自食其力的个人，成为有益于社会的公民。黄炎培、史良才等人都是热心教育，而且根据国情需要办各种职业学校，既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人才，又为贫寒子弟谋求出路。现代的企业文化也开始引进。例如东亚毛纺厂的职工福利十分优厚，还自办“东亚小学”，不但职工子弟可以免费入学，还面向社会，由于其师资优越，成为当时许多家长的首选之一。另外，穆藕初、吴蕴初都是裸捐。以当时中国的经济水平和这批企业家并不雄厚的实力，比之差不多同时代正在兴起的美国慈善家，相对说来差距并不那么大。
第五不以财富论英雄。办企业当然必须盈利，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逐利不是终极目标，振兴实业，从而“救国”，才是终极目标。这批实业家个人的人品可能参差不齐，但就总体而言，大体有一个原则和底线，在“义”、“利”之间知所取舍。他们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但是与当下不同的是，人们津津乐道的是他们的产品，例如：“火柴大王”、“味精大王”，而不是他们的财富。有时企业和产品比本人名气大得多，例如“启新洋灰”在天津十分有名，但是陈氏父子的名字鲜为人知。事实上，就个人财富而言，实业家中称得上“巨富”的很少。一个例子足以说明：我所知道的当时天津称得上“大老板”的人家，都没有自己的房产，而是租房而住的。由于那个时代家庭人口比较多，住得并不宽敞。天津有不少著名的“X家大院”的豪宅，大多属于下野政客，或过去的祖传。那时尚无“按揭”的做法，买房必须全款，而这批新型企业家大约在十几年中尚未有足够的积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时局不稳，对置产持慎重态度。总之，说明他们大多属于典型的中产，而不是“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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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中产阶层也撑起社会价值观。首先是爱国，在抗日战争爆发后，有毁家纾难的，而极少附逆的。另外，他们的创业是靠知识、才能，经历了艰苦奋斗，因而比较重视子女教育，纨绔子弟较少。而在灯红酒绿的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的大多是所谓的“暴发户”或官宦人家的子弟，为他们所不齿。这也造就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在博弈中求生存
中产阶层在有了经济实力之后，自然有影响的需要和愿望，以实现他们理想的社会。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中产阶层虽然在某个历史空隙中发展壮大，有了一定的独立地位，但是在政权面前始终处于软势，在影响方面有少数成功的例子，而总的说来，不但不能影响大局，还是免不了受制于官府，在艰苦博弈中求生存。这是中国国情决定的。
其一，有限的积极影响。最早，1900年庚子之乱，慈禧向十一国宣战时，以李鸿章为首的几位封疆大吏有“乱命不从”，联合起来实行“东南互保”之举，保全了人口最密集、最富庶的大片国土免遭蹂躏。这一事实笔者已经在《袁昶烈士》一文中有叙述。不过该文没有提到，实际上这一举动出谋划策的一位重要人物就是张謇。而且他以其独立的身份和威望奔走于各有关总督和大臣之间，进行说服，起了重要作用。这一举动既是救急，免遭生灵涂炭，也符合新起的实业界和平发展的诉求。
五四运动除了学生之外，企业界也曾积极参与，反对二十一条，联名上书要求不在凡尔赛条约上签字。为此，工商界曾募集“救国储金”，后袁世凯想插手这一笔资金，被坚决拒绝。
北伐战争统一中国，以及其后建立的国民政府都得到工商界的大力支持和资助。蒋政府初期对他们比较倚仗和尊重。但是好景不长，以后就发生矛盾，下面将要谈到。
陈光甫以本人的国际威望，国民政府不得不予以倚重。抗日战争中，美国对支持中国抗战开始是比较犹豫的，而且对蒋政府缺乏信任，最早争取美国贷款的谈判，在陈光甫参与下，取得美国信任，谈成了第一笔“棉麦贷款”。
其二，始终在与官府的博弈中求生存。由于中国始终没有一个健康的法治环境，民营工商业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不可能完全摆脱当政者的“恩”与“威”。早期的张謇本人是做过官的，还曾被册封三品。他最先办工业是奉张之洞之名，但由于政府实在没有资金，只能向民间集资，而那时的商人已经有了一定的自主意识，不接受“官督民办”，才成为“官商合资”。再后来逐步成为以民办为主，不过早期发迹时也曾依靠官府取得垄断地位；作为交换，被迫每年要交巨额的“官息”。最后张謇的企业破产固然有多种主客观因素，而这一硬性的高额官息也是压断资金链的重负之一。这是他作为过渡性人物的局限性。
精选 | 尼日利亚中央银行正在仔细地观察区块链和数字货币:根据本周《卫报》的一篇报道，尼日利亚中央银行副主任Musa Jimoh最近在于尼日利亚最大城市拉各斯召开的一个数字货币会议上发表了讲话。Jimoh表示，尼日利亚央行正准备撰写一份关于这个主题的白皮书。Jimoh指出中央银行“不能阻止区块链技术及其衍生产品所制造的浪潮”。该技术的性质——使用户拥有访问区块链接数据的私钥——能够创造出“不受限制且不能没收”的货币形式。其他与会者对于该技术在尼日利亚的进展基本持积极态度。该会议所探讨的其他主题包括区块链会如何实现跨境付款，以及与这一新兴技术相关的投资风险。尼日利亚信息安全协会会长David Isiawe博士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表示，“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种技术”，它都是国家领导人必须面对的现实。[2018/9/29]
范旭东不同于张謇，是新一代的典型，他本人的理念和作为也属于新一代。但是他的创业仍在官府压迫下备尝艰辛，最后可以说是被气死的。范是日本京都大学应用化学系毕业，本已留校当助教。辛亥革命后抱着“科学救国”、“工业救国”之志回国。他利用天津塘沽沿海的优势，在那里置地开办久大精盐公司，使中国第一次有了自己的精盐。此事不再赘述。这里主要讲他在军阀混战中的遭遇。他制精盐首先触犯了旧盐商的利益，遭到这方面传统势力的围攻。幸好当时有一部分也可称权贵的人物支持他，最初入股的有梁启超、蔡锷、杨度、刘奎一、范源濂等人。梁先后任司法总长、财政总长，还兼任过盐务署督办，范源濂是教育总长。后来黎元洪、曹锟也入股。又由于有人给袁世凯送去两瓶精盐，袁嚐后喜欢，下令给了久大五口安经销权，这对久大精盐初创打开局面起了不可小看的作用。所以还是靠“朝中有人”。但是，好景不长，“城头变幻大王旗”，各路占领天津的军阀或其手下都要来“借款”，敲诈勒索，不堪其扰。最严重的一次是奉系军阀驻扎天津，此时曹锟已下台，他们以久大公司有曹锟等的股份为名，要“清理”、没收。甚至明目张胆绑架范旭东，最后以各种名义勒索一大笔款项了事。这是最突出的一次。由于盐是要在全国各地销售的。各地的大小军阀、地头蛇，上上下下都要在它身上捞一笔，年年如此。北伐成功之后，依然免不了遭国民政府、地方官僚各种手段的压榨。
其三，北伐以后的国民政府。国民党执政之初必须依靠工商界财力的支持。但是民国政府始终未走出“训政”，实行“宪政”。在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下，在朝者仍未摆脱利用特权与民争利的痼疾，民营企业仍摆脱不了在与官府的博弈中艰难前行的命运。特别是抗战胜利之后，百业待兴，正是应该大力扶植工商业，恢复和振兴经济之时。当政者却采取了一系列短视、自私、错误的政策，与民争利，杀鸡取卵。原来怀着胜利的喜悦，对重振家业，建设国家充满希望的工商界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实际上政府是自毁长城，不但失去了经济基础，而且完全失去了中产精英阶层的人心。现在人们都认为“四大家族”之说不确，因为陈氏兄弟并未发财。但是孔、宋两家利用特权敛财则是事实。这不在于财富的数量，而是其性质。以受贿为特征的腐败是中下级官僚的行径，而他们这种大权在握居高位者，主要还是倚仗特权变相掠夺，和利用内部信息投机谋私利。再以范旭东为例。他在抗战前已经备尝官府勒索之苦。胜利之后，他一心想恢复被日寇蹂躏的天津和南京的公司，并已派侯德榜到美国采购化工生产机器，已经一切谈妥，只需要中国银行出一担保，即可付款成交。此事本来很简单，只需宋子文的签字，却遭到百般推脱，最后得到暗示，只有把公司让给宋子文主持，他才能签字，也就是宋要吞并这一产业。范为此心力交瘁，突发心脏病去世了。这是对待抗战后内迁，需要恢复生业的企业的一例。还有对待沦陷区被日寇强占的民产，“中央政府”接收时，不但不归还原主，还定为“逆产”，予以剥夺。再加以对沦陷区百姓掠夺性的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等等。所以对于盼“中央”如大旱之盼云霓的沦陷区人民来说，其失望和幻灭不是一般的。在内战全面爆发之前，已经失去城市一大部分人心。本文并不是总结国民党失败的全部原因，只是就民族工商业这一领域而言。
我的几点看法
第一，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民营企业在内忧外患中有了相当可观的发展，对中的现代化功不可没。它最大的意义在于从根本上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这种发展与科技创新不可分，不论是火柴、水泥、还是味精、纺织、羊毛，每一样产品之改良，达到能与洋货争市场的标准，都经过无数科学实验，更不用说化工产品了。那些创业者本人很多都是专家，例如吴蕴初、范旭东、侯德榜，本人都是在实验室进进出出的。这才能真正使中国迈入近现代。当时也有一批“暴发户”，靠“炒地皮”和“买空卖空”，这部分人的确在短期内迅速致富，生活奢华，令人侧目，但是社会地位不高，不受尊敬。严肃的制造业、与之相辅相成的金融业和商业占主流地位，这才是国家发展的根本。
第二，当时能产生相对独立的一批实业家，客观原因是遇到“三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国的大门被冲开，从此走向世界，进入一个新时代。所以“开放”才能促“改革”。这是客观效果，与列强主观的野心不一定相符。正如古语说“多难兴邦”，“难”当然是坏事，造成“兴”，还是“衰”，端看自己如何应对。中国幸运的是还有这样一批既继承了传统“士”的精神，又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同时还具备实干才能的一批有志之士，利用“多难”，成就了“兴邦”的事业。
第三，在列强中，除了日、俄之外，其他国家对中国主要不是领土要求，而是经济野心，但是并非一定诉诸武力。所以还有利用和博弈的余地。在这过程中，中国经济实际上发展起来了，情况已如前述。
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日本的作用。甲午一战，中国朝野震动，客观上起了惊醒这个老大民族的作用。许多发奋图强、厉行改革之事是在此之后开始的。其中之一，是中国赴日留学生陡增，这种开放的、勇于向对手学习的态度是健康的，代表了民族的朝气。当然也由于日本是最方便革命者流亡之地。前期，日本对中国起了传播西方思想文化的二传手作用。当时各种思潮，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最早是由日本留学生译介过来的。
另一方面甲午战争助长了日本政界的军国主义一派的势力，最后压倒了政界主张和平的一派，主导了日本国策。这一派觊觎中国地大物博已久，是处心积虑有领土野心的。日俄战争之后，占领东北，更加野心膨胀，终于大举进攻中国，这一仗是不可避免的。它造成中国最大的不幸，是切断了中国现代化道路，使中国再走弯路，历史改写，损失不可估量。
第四，前面说外力削弱了中国政府，客观上有利于民营企业的发展，这是指客观效果，当然并不是说政府越弱越好。只是专制的、高压性的、与民争利、压制民间活动、破坏市场经济的力量，弱一点是好事，客观上为经济发展留出了空间。从北洋政府到北伐以后的国民党政府，不论名义上如何称呼，终究是专制制度，没有健全的法治。只是不够强，没有达到无孔不入的大一统，舆论没有全部归顺，执政者还有所忌惮。根据张公权的总结，1916年那一次银行家斗胆抗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其客观原因是：“尊重私人企业之思想，尚凝结于一般旧式军阀脑筋之中，不敢肆意摈斥，通商口岸所培养之舆论尚足使军人政客频加尊重，不敢蔑视。及国民党取得政权，自知本身实力尚待养成，不得不利用社会已造就之人才，及具有基础之事业，巩固其地位。”这是中肯之论。
回顾中华民族百年来踉踉跄跄走向现代的道路上，曾有过这样一段经济发展的历史，这样一批人物。在当时积弱积贫的情况下，他们的成就只是初步的，例如产品可以国产，机器还必须依赖进口。今天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当然已今非昔比，任何一个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一切都自己制造。不过进过多年来GDP飞速增长后，对关键产品的自主创新又提上了日程。什么是有关经济命脉的关键产业，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环境能出现真正的、有独立创造精神的人才，如果不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话，前辈的心血和业绩，那一段历史的正反面经验，值得今人关注和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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