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对人民币需求超过对外币需求
从官方外汇储备变动的情况来看，1997年1—10月份中国外汇储备增加了370亿美元，表明央行在每一个工作日平均购进外汇约2亿美元。虽然中国的外汇市场仍只做简单的即期外汇买卖，并且主要为经常账户项目上的一些交易，市场交易规模显得狭小，对企业和投资者在本币与外币资产组合上的选择还存在着各种官方限制，但从央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行为可以看出，典型的市场参与者对本币的需求超过了对外币的需求，使得人民币变得更为坚挺。
结论来自科学的计量实证模型
为了步出这种有可能产生误导的简单经验性判断，我们基于国际金融学说和开放条件下的宏观经济理论，建立了一个关于确定人民币均衡汇率的计量实证模型。在这个模型中，人民币的实质汇率是一多维随机函数。自变量包括政府投资、国内经济生产率、实际汇率、贸易条件和经济开放度等。
Coinbase CEO：Coinbase的目标是增加全球经济自由:7月2日，美国加密交易所Coinbase首席执行官Brian Armstrong发布博客文章称，Coinbase的使命是增加全球经济自由，但问题是经济自由增长得不够快。因此其战略有三个支柱，分别是：1.加密投资仍然是Coinbase的核心业务，Coinbase将继续专注于添加新资产、机构基础设施、国际扩张；2.Coinbase将提供由现代加密基础设施支持的金融服务，包括DeFi、付款、收益及借贷；3.Coinbase正推动金融用例之外的新创新和产品，并将在加密经济中对第三方产品进行深入投资，具体包括呈现应用程序、外部化共享服务、投资加密经济。[2021/7/3 0:24:24]
运用动态普通最小二乘法来估计这一均衡模型。我们发现政府投资、生产率和实际利率三个变量具有显著的长期协整关系：除了实际利率，每一个变量都在1％或更高的水平上呈统计显著。统计检验也表明模型行为良好。
为了评价该模型相对于其他汇率预测模型的预测能力，我们比较了该模型和其他三种模型预测值的均方差。这三种模型分别是：简单随机走动、漂移的随机走动和简单购买力平价模型。除了在三年的水平上，随机走动模型优于该均衡模型这一例外，预测均方误差表明在所有其他水平上，我们的均衡模型都优于其他模型。
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全球86%的央行都在探索数字货币: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学家Chetan Ahya在一份客户报告中表示：“引入央行数字货币(CBDC)的重大举措实际上可能会扰乱金融体系。引入CBDC的努力势头正在增强，全球86%的央行都在探索数字货币。”（CNBC）[2021/4/20 20:38:18]
三年后人民币与美元比价可能达到7.8∶1
网上列出了人民币与美元汇率的年均预测值。三个结果格外令人注目。其一，人民币在1997年被低估近4％，在1998年以后仍然可能被低估；其二，在1998年，如果让实际汇率从现在的8.3升值到8.2，并稳定在此水平上，那么它与均衡汇率的偏差为各年中最小，仅2.2％。其三，若其他条件不变，人民币可能在2001年至2002年间趋升到目前港币与美元的固定平价水平。
声音 | 巴曙松：区块链等技术及其组合都可能带来支付行业、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由点到面的突破性影响:金色财经报道，香港交易所集团首席中国经济学家、北大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巴曙松刊文《金融科技创新推动支付行业进入新阶段》，文章表示，除5G之外，区块链、人工智能、物联网、金融云、大数据等诸多新技术及其组合都可能带来支付行业、金融业乃至整个经济由点到面的突破性影响。WEF(世界经济论坛)预计到2025年，全球10%的GDP将存储在各类区块链系统中。[2019/11/28]
如果政府硬性贬值人民币，会引起国内与外部经济失衡。把近期对外生变量走势的判断与该模型的预测结果综合考虑，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只要政策当局不干预汇市，人民币极有可能小幅升值。如果央行非要人为地将人民币压低，即采取行政性官方手段实行贬值，那么人民币“官方汇率”将会更加偏高于其长期均衡水平，会导致资源分配不当，引致国内与外部经济失衡。
亚洲货币贬值会不会影响中国出口竞争力？
汇率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诸多变量之一，到1997年为止，除了人民币和港币外，亚洲其他主要货币都纷纷贬值，其中贬幅最大的泰铢贬值40％以上，贬幅最小的印度卢比也下降了近8％。这些货币的大幅贬值显然会对中国出口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带来一些影响。
声音 | Martin Chorzempa：若Libra在全球取得成功但在中国被禁止 中国公司在数字经济中可能处于劣势:据NPR 7月31日消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Martin Chorzempa表示，如果Facebook能够吸引并将Facebook和WhatsApp的大量当前用户转变成Libra币持有者和用户，它就能立即超越中国在用户建设方面所做的一切。中国的问题是，如果Libra在全球范围内真的取得成功，但在中国被禁止，那么中国就处于劣势。与能够接受Libra的公司相比，中国的公司在数字经济中可能处于劣势。这是一个相当可怕的前景。[2019/7/31]
然而，汇率毕竟只是影响国际贸易的诸多变量之一。如果汇率对出口增长起决定作用的话，至少必须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产品等同。也就是说，各竞争国的产品区别甚微，以至于它们在世界市场上成为完全可替代品。相同要素含量。也就是说，不同国家的出口产品包含等量的资本、劳力与技术密集程度。
乌克兰济发展部长命令将加密货币挖矿纳入国家经济活动分类中:在周四的一次会议上，乌克兰经济发展部长Stepan Kubiev命令其他几个部门和机构采取必要措施，将加密货币挖矿纳入国家经济活动分类中。基辅政府已采取具体措施使数字货币挖矿合法化。经济发展部长指出，挖矿业合法化可能会减少乌克兰IT专业人员外流，也将缓解该国加密社区的压力。根据乌克兰立法机关网站上的最新信息，财政部长Olexandr Danilyuk预计将与金融和银行委员会成员讨论有关加密货币流通和激励法案。[2018/3/17]
亚洲各国经济迥然相异，因此其货币汇率的变动不可能对贸易形态产生关键性影响
与北美和西欧不同，亚洲包括了许多自然禀赋、地理环境、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程度迥然相异的经济。这意味着亚洲货币汇率的运动不可能对贸易形态产生关键性的影响。例如，韩元与台币的贬值并不见得会削弱中国内地的出口竞争力，因为韩国与中国地区的出口，比如韩国的小汽车、地区的电脑微芯片一般来说有较高的资本与技术含量。基于同样原因，中国香港地区和新加坡因拥有在高附加值服务类的出口优势，其汇率走向也不大可能对中国内地出口有直接影响。
东盟四国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也十分有限
东盟四国——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与印度尼西亚，具有较多与中国类似的比较优势，因此其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有更大潜在影响。然而进一步仔细分析表明，东盟四国的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实际上也十分有限。
第一，与东盟四国相比，中国的出口结构更加多样化。如表4所示，在中国的总出口中，制成品占85％，初级产品只占15％。其中制成品中，除纺织、衣鞋类外，机器设备等重工产品也占相当比例。在东盟四国出口中，初级产品通常占30％以上，比如印尼的石油、马来西亚的橡胶、泰国的大米等都是特大宗出口品。即使在工业制成品上，东盟各国也通常集中在某几种产品上，如泰国的小汽车、马来西亚的电子产品等。
第二，在对中国至关紧要的纺织品贸易上，非关税性贸易障碍起了主导作用，而价格上的竞争已退居附属地位。主要进口国如美国、欧盟、日本等都对纺织品实行严格“进口配额”管理。如果奉行的是完全的自由贸易，中国有能力全部控制世界纺织品出口市场，但是，中国像其他纺织品出口国一样受到配额的限制。世界贸易组织希望通过多边谈判争取在2000年以后逐步取消成员国目前实行的配额限制。这个目标实现以后，中国将得到巨惠。在目前的环境下，不管东盟各国货币贬值多么严重，它们的纺织品出口也仍受其各自配额限制，因而无法从中国夺走市场份额。
第三，货币贬值对东盟四国是一柄双刃剑，可以两面砍。东盟四国还没有形成综合配套、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其工业制成品中进口含量偏高，既包括进口机器生产设备的租赁服务流量，又包括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其他中间产品。高进口含量对外资与合资企业是如此，对本地企业也是如此。这与中国情形有所不同。中国的出口部门虽然也引进国外设备、进口中间品进行来料加工、装配等，但平均进口含量在工业制成品出口总值中的比例低于东盟四国。因此，东盟四国汇率的急剧上升也相应增加了进口成本，其制成品的出口并不能形成明显的价格优势。
第四，中国与东盟四国都出口劳动密集型的制成品。因此，劳工成本对出口竞争力影响极大。我们的估算表明，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在制造行业的劳工成本上存在巨大差异。我们使用广义的概念来估计劳工成本，既包括工资，又包括各种社会福利性成本。
我们先如此估计以本地货币表示的劳工费用，再按1997年6月的平均汇率值换算成美元。如表5所示，在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以前，东亚四小龙的以美元计的劳工成本都在中国内地的劳工成本10倍以上。马来西亚与泰国的劳工成本是中国内地的3倍多，菲律宾是2倍多，而印尼是1.5倍，统统高于中国。
那么明年的情形如何呢？货币贬值是否会抹去中国内地与其他国家在劳工成本上的差别？除了人民币与港币外，我们预测其余货币在1998年还会在现在水平上进一步贬值。根据工资正常增幅与1998年的预期汇率估算，中国内地与东亚其他国家在劳工成本上的差异将有所缩小，但不会完全消失。比如，泰国的劳工成本不再是3倍以上，而是下降到2倍以下，菲律宾的劳工成本将由原来的2倍下降到1.6倍，而印尼的劳工成本水平将与中国内地大致相当，略高一点。
这个分析表明，即使在亚洲货币大幅贬值后，以美元计算的中国内地劳工成本仍然相对低廉。所以，亚洲汇率变动并不改变中国内地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的比较优势。
第五，东南亚和韩国的企业，包括其出口部门的企业，都为沉重的短期外债所拖累。货币大幅贬值，更加剧了债务负担，使企业现金流量剧减，资金周转困难，难以维持正常生产运营，更难扩大生产规模以争夺出口市场。货币贬值其实削弱了这些企业的竞争力，因此，并不见得会威胁中国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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