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中国银行业协会与中国支付清算协会联合发布公告，要求会员机构不得开展虚拟货币交易兑换以及其他相关金融业务。此次三大协会之所以联合公布“封杀”信息，主要原因在于依托于区块链的虚拟货币，大多缺乏锚定真实价值，价格极易暴涨暴跌，而与之伴生的、等违法犯罪活动近年来亦快速攀升。虚拟货币领域的投资，虽然给极少数人带来巨大财富效应，但涉嫌与现有法规和政策背离，对众多普通投资者而言，更是潜藏着巨大的风险。
具体而言，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及虚拟货币之间的兑换业务、为虚拟货币交易提供信息中介和定价服务等相关交易活动，与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于2017年发布的《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等政策相背离。另外，近年来一些机构推出包括虚拟代币直接发行、期货、杠杆合约或证券化代币买卖等业务，特别是有的境外商业机构向境内投资者发布无差别的诱导性广告，诱导普通投资者参与风险极高的高倍数合约交易，极端情况下造成一些投资人倾家荡产，影响极其恶劣。
声音 | 邓建鹏：注重科学立法对区块链监管与治理的引领推动:1月16日，中央财经大学邓建鹏发文《区块链法治化监管需要大智慧》称，以区块链为底层技术的资产，容易具有“气态化”特征，区块链“气态化”趋势挑战了政府的监管能力，这种颠覆式创新冲击了既有规则和市场秩序，加剧了国际竞争与挑战。对此，应摒弃政策高度波动与运动式执法，考虑引入监管沙盒机制，有助于监管者在创新监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注重科学立法在区块链监管与治理中的引领和推动作用；注重顶层设计与行业自律；严格执行法治精神，使监管与风险处置法治化。(人民论坛网)[2020/1/16]
根据现有法规与政策，这些业务未得到金融监管部门审核和批准，可能涉嫌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证券、非法发售代币票券等犯罪活动。特别是2020年下半年以来，国际上一些虚拟货币交易炒作活动风起云涌，带动国内一些完全缺乏风险识别能力与风险承受能力的普通投资者跑步进场，给投资者的财产安全、经济金融的正常秩序带来了很大风险，这是此次三大协会公布“封杀”信息的重要背景。
声音 | 邓建鹏：泰达币涉嫌黑箱操作 是加密货币市场最大的潜在风险: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今日发表评论：“稳定币泰达币一天交易量可达280亿美元，这个黑箱操作的公司，当前是加密货币市场最大的潜在风险！美国仅有少数人使用泰达币交易虚拟货币，纽约州总检察长即以保护消费者权益为名，起诉泰达公司。中国公民是使用泰达币极大的群体，却没有监管机构为本国公民权益保护做点什么。视而不见，并不是说不存在。”据悉，纽约最高法院今日将对纽约总检察长办公室起诉Bitfinex和Tether案件召开听证会。[2019/7/29]
此次公告强调，虚拟货币价格极易被个人或机构操纵。根据笔者的研究与观察，这道出了虚拟货币市场炒作的特质。现实中，特别是近半年来，有境外高科技行业著名人士在网络上不断“喊单”，直接推动了某虚拟货币价格短期内暴涨，同时此人又针对另一种虚拟货币发布批评意见，直接导致该虚拟货币价格短期内“砸盘”。此外，相关投机交易活动存在经营失败、投机炒作等多重风险，这对于在高风险领域缺乏丰富投资经验的普通人而言，贸然介入虚拟货币炒作，很容易损失惨重。
声音 | 邓建鹏：瑞士对区块链技术领域的监管重点主要围绕ICO:5月10日讯，近日，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在《瑞士的区块链监管政策与实践》一文中全面分析了瑞士的监管政策，他表示，与日本和泰国等国家不同，瑞士对区块链技术领域的监管重点主要围绕ICO，将不同虚拟货币或者通证经由细致分类予以区别对待，不同类型的虚拟货币或者通证受不同法律管辖，同时将预融资的特殊情况纳入监管范围。瑞士监管规则另一亮点是，坚持“个案分析”原则，然后通过对主动咨询法律合规的项目收取费用，降低监管成本。[2019/5/10]
另外，从我国近年的司法实践看，一些地方法院拒绝受理虚拟货币交易相关合同纠纷，虽然法院此举在法理上尚待商榷，但结果则使不少当事人不得不自行承担相关损失。因此，遵循金融监管部门的政策方向，三大协会及时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投资者要增强风险意识，树立正确的投资理念，谨防个人财产及权益受损，正当使用个人银行账户，具有重要意义。
声音 | 中央财经大学邓建鹏：防范区块链领域违法风险任重道远: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邓建鹏在《中国农村金融》2018年第20期中刊文提到，市场上一些机构或个人对国家在短期内放开虚拟货币交易所或者ICO持乐观态度，并通过各种隐藏方式借区块链概念行非法集资、、之实。区块链非法集资领域相关违法活动有如下几种“面纱”：一，区块链融资项目“出海转内销”；二，项目发起人隐含集资的动机；三，为违法ICO穿上合法外衣。[2018/11/2]
不过，三大协会本质上属于金融领域的行业自律组织，其发布的告示仅限于约束本协会内部的会员单位，一旦涉及非会员单位，要求其停止提供相关服务并非易事。再者，协会并非监管部门，并无执法权限，对违背服务约定的会员单位缺乏有效的威慑力。此外，虚拟货币炒作天然具有全球性、准匿名性等特征，这对单一国家的严监管政策提出了挑战。
因此，要在该领域稳步推进监管，防范虚拟货币过度炒作带来的风险，需要依据法治精神，多方共治，才能取得预期效果。首先，应继续推动虚拟货币监管领域的“良法善治”。所谓“良法”，是指本领域的法规与政策要有助于推动区块链领域的技术创新，与党中央近年着力鼓励区块链核心技术研发的政策精神保持一致。对于区块链研究所衍生的虚拟货币炒作风险，建议推动“监管沙盒”，以新型监管方式鼓励区块链技术的研发，同时将相关风险置于可控可防的范围内。
其次，我国民法典规定“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据此，建议相关立法机构及时明确虚拟财产的法律性质，为法院审理相关案件提供有效制度供给与法规指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再次，金融监管部门对一些机构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比如诱异性广告等，要进行严格执法，并与行业协会继续推动虚拟货币炒作的风险提示与风险防范宣传工作。
最后，建议中国金融监管部门推动国际多方协同，以防范境外虚拟货币炒作风险向国内蔓延。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金融科技法治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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