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姚前为诺比特海林新书「新货币战争」作序全文。经出版社授权「碳链价值」独家首发以飨读者。
关于货币，人们似乎更关心它的价值内涵，而对它背后的技术，在电子货币和数字货币崭露头角以前，似乎兴趣没有那么浓厚。这是一个信用货币时代，在很多人眼里，货币就是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只要银行不倒闭，它就在那里。除了交易转账，货币往往因价值而动，哪里的价值更稳定，收益更高，货币就往哪里移动。移动间，就发生了货币的替代，或转换为资本，或转变成其他形式的货币。这些故事可大可小，小的可引发人世间的种种悲喜剧，大的可引发为了抢夺货币主导权的“战争”，比如以邻为壑的汇率战、各种贸易/货币联盟、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博弈等。
姚前：央行数字货币发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法定货币地位:中国证监会科技监管局局长姚前在近日的国际金融论坛（IFF）2021春季会议上表示，数字人民币的诞生，是在数字化浪潮的背景下，中央银行有必要主动创新法定货币发行和流通方式，探索央行数字货币，以优化法定货币支付功能，缓解私人数字支付工具的冲击，提高法定货币地位和货币政策有效性。长期看，数字货币或数字支付工具的出现当然有可能改变现有格局，但那是数字化进程和市场选择后自然演进的结果。姚前强调，在数字世界中，数字身份的真实性问题、隐私问题、安全问题或涉及更大的社会治理命题，需要我们做深入的研究。姚前进一步指出，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不仅仅是技术领域的问题，还涉及到法律法规、金融稳定、货币政策、金融监管、国际金融等更广泛的领域。当前数字美元、数字欧元、数字日元似已蓄势待发，与之相比数字人民币的竞争力在哪还需要进一步思考。（华夏时报）[2021/6/2 23:03:17]
如果说因价值内涵而发生的货币替代是“古典货币战争”，那么因技术先进而引起的货币替代则可称为“新型货币战争”。当然，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我们已然在货币演化史中看到了技术的痕迹，比如黄金之所以替代其他材料成为广为接受的货币，不仅在于它稀少，还因为它的技术特性，比如容易标准化、可分割、携带方便、材料稳定和不易变质。只是历史过于漫长，人们逐渐忽略了技术的作用。随着现代信息技术革命的兴起，技术对货币的影响正达到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状态，并将继续演绎、拓展和深化。它不仅发生在现金、存款货币等各货币层次之间，也发生于各国的货币竞争中，甚至还可能引发整个货币金融体系变革，因此引起全球各界的广泛关注。
现场 | 姚前：数字资产才是数字金融的核心命题:9月17日，由万向区块链实验室主办的第五届区块链全球峰会在上海举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姚前发表《数字资产和数字金融》主旨演讲。姚前指出，数字资产才是数字金融的核心命题，通过数字化，资产属性变得多样化。数字金融发展将模糊场内和场外的界限。数字是价值，数字的流转就是价值的流转。数字金融自由而开放，不依赖传统金融中介，资产数字化将催生金融的零售革命，将带来更具深远的金融变革。Libra提及的百分之百资产准备实际上是交由第三方存管，与央行数字货币不同。央行数字货币不仅仅只是法币的数字化，未来的数字货币需要修补现有货币的弊端，未来的数字货币要超越美元，升级换代。
未来自金融模式下传统金融业务将成为智能合约业态，智能合约承载着各种金融业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住了智能合约，就管住了自金融。某种意义上而言，数字资产实际上更加可控，监管更加精准。与其担忧监管的不可控，不如担心监管的过于严格。[2019/9/17]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新型货币战争”可追溯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中央银行的声誉及整个金融体系的信用中介功能受到广泛质疑，奥地利学派思想回潮，货币“非国家化”的支持者不断增多。在此背景下，以比特币为代表的不以主权国家信用为价值支撑的去中心化可编程货币“横空出世”。有人甚至称其为数字黄金，寄托取代法定货币的梦想。这是信息技术发展带来的私人货币与法定货币的“战争”，是货币“非国家化”对法定货币的挑战。
声音 | 姚前：基于合理的机制设计 央行数字货币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中性”:据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研究所消息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总经理姚前近日发文表示，如何实现整体经济效益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法定数字货币研发的核心命题。理论分析表明，在支付方面，央行数字货币为银行间支付清算创造了一种新的模式，可优化零售端传统法定货币的支付功能；若与其他更广泛的金融基础设施有效融合，央行数字货币还有助于社会节本增效。在货币政策方面，基于合理的机制设计，央行数字货币不仅对货币政策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中性”，而且可成为一种新的货币政策工具，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在金融稳定方面，可以通过增加银行存款向央行数字货币转化的摩擦和成本，避免 “狭义银行” 影响。[2019/3/4]
还有一种“新型货币战争”则是电子支付对现金的挑战。近年来，支付宝、微信支付等非现金支付方式的使用率持续激增，“无现金社会”、“无现金城市”等词语在媒体上频频出现，甚至成为一些第三方支付机构推广业务的宣传口号。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许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货币在总体货币总量中的比重有所下降。自2003年以来，我国基础货币与M2比率下降了5%，印度下降了7%，欧元区则下降了3%。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就是，央行货币在流通领域被技术更先进的电子支付方式乃至私人货币替代。
姚前：中本聪的51%算力假设是有问题的:在今日的清华大学区块链应用与投资论坛上，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姚前表示：后继研究发现，中本聪提出的51%安全算力假设是有问题的，自私挖矿理论的存在使得比特币挖矿安全阈值下降。自私挖矿指的是，矿工挖出第一个区块，不广播，继续挖第二个，在挖第二个区块过程中，如果有人广播了，则自动广播自己挖到的块。数据证明，矿工拥有33%的算力则自私挖矿有利于自己。鉴于大小矿工的影响不同，因此需要新的模型来对这一问题求解。姚前同时表示，比特币首创的中本聪共识，可以解释为滚动的无期限投票，任何人都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带工作量的区块，以工作量大小确认投票权重。该算法的问题是，浪费大量的能源，交易确认时间长，因此形成共识的时间也就比较长。[2018/4/26]
或许，我们应该正面地看待和解读这场“新型货币战争”。因为它整体上推动了支付效率的提高、金融的普惠以及社会福利的上升。Libra白皮书指出：“Libra的使命是建立一套简单的、无国界的货币和为数十亿人服务的金融基础设施。”现在看，其宏大使命未必一定能成功，但对于这样的愿景，我们应该积极应对，至少在技术方面或模式方面，它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参考和选项，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对于法定货币而言，私人支付工具的“去现金化”口号，以及“去中心化”数字货币的兴起，更像是一个MorningCall，唤醒中央银行应重视法币价值稳定，唤醒中央银行不能忽视数字加密货币这一难以回避的技术浪潮，唤醒中央银行应重视央行货币与数字技术的融合创新……
这一唤醒作用已开始显现。以我国为例，早在2014年，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启动法定数字货币研究，论证其可行性；2015年，持续充实力量展开九大专题的研究；2016年，组建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笔者躬逢其时。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基于我国“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二元体系，开发了准生产级的法定数字货币原型系统。2016年之后，各国中央银行也开始行动起来，开展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央行加密货币实验，比如，加拿大的Jasper项目、新加坡的Ubin项目、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Stella项目、泰国的Inthanon项目，还有我国香港的LionRock项目等。
这是一个全新的赛道！参加者有私人部门，有公共部门，有主权国家，有国际组织，有金融机构，有科技公司，有产业联盟，有极客，有经济学人……总体看，这场“新型货币战争”才刚刚开始，需要研究和探讨的领域很多，比如技术路线之争、数字隐私保护、政府监管、社会治理、网络和信息安全、货币主权、金融基础设施创新、风险防范等。
希望《新货币战争》一书的出版能为读者们提供更广泛、更深入的视角和洞见。需要提醒的是，其中有关东方国家的内容，或带有萨义德所谓的“东方主义”色彩，难免戴着有色眼镜，未必客观，需进一步商榷和讨论，望读者辩证地看待。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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